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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访|挪威作家阿澜·卢:严肃文学式微?我在挪威没觉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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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月28日至6月1日,2019年京交会“故事驱动”(Story Drive)板块的展览及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三楼举办。 故事驱动(Story Drive)是以全媒体为关注点的国际性专业盛会,汇集了来自全球文学界、出版界、影视界、设计界、大众传媒界等领域的意见领袖。今次故事驱动的第二个核心主题是“跨文化讲故事”,5月31日当天,挪威畅销书作家阿澜·卢(Erlend Loe)应邀出席该环节,并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。

专访|挪威作家阿澜·卢:严肃文学式微?我在挪威没觉得

阿澜·卢
1969年,阿澜·卢出生于挪威第三大城市,位于西海岸中部的特隆赫姆。这位身高超过一米九的北欧大汉年轻时曾在精神康复中心做过勤务,也当过报社的自由撰稿人,目前为专职作家和剧作家。上世纪90年代,他步入文坛后的第二本小说《我是个年轻人,我心情不太好》(Naive Super)便荣登挪威畅销小说榜首。这部采用第一人称讲述故事的小说简直就是彼时他的“自传”:在小说结尾处,作家甚至毫不避讳地在主人公收到的邮件中透露了自己的名字,借此暗示读者,以上所述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。令阿澜·卢没想到的是,这部仅仅是想抒写一下青年人“成长的烦恼”的小说竟然为自己博得极大的声名,英国《泰晤士邮报》的给出的书评是“作者有像塞林格那样清淡的、漫不经心的笔触。这是一部迷人的小说”。
《我是个年轻人,我心情不太好》后来曾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球出版发行。小说的中文版译者宁蒙本名俞闻候,是位旅居挪威的上海建筑师。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,结识阿澜·卢的文字还是自己初到卑尔根后学习当地语言,“这本小说的一个章节《树》被收录在挪威语教材中当做范文。”之后,他从图书馆借出作家的有声书,“阿澜·卢总是为自己的作品录制有声书,用他标志性的中部口音,既不像奥斯陆所代表的东部口音那样抑扬顿挫、曲里拐弯,也不似卑尔根领导的西部口音那样小舌乱颤、装腔作势。无论情节多么生动有趣,他的语调总是像被熨斗烫过一样,反倒让人忍俊不禁。” 《我是个年轻人,我心情不太好》在俞闻候的iPod中“单曲循环”多次后,他萌生了将其翻译成中文的想法,之后还翻译了作家的另一部小说《我已经结婚了,我心情还不好》(Doppler)。
作为挪威当代作家代表人物之一,阿澜·卢同前辈正襟危坐、闭门写作的做派不大一样。除了早年丰富的社会阅历,成名后他还涉猎电影短片和音乐电视制作以及舞台演出等方面。在文学领域,除了小说外他也创作了不少童书作品。《翘胡子》系列童书讲述了普通的叉车司机库特一连串的奇遇,之前曾被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欧文学专家,著名翻译家石勤娥女士译介进国内。去年法兰克福书展迎来了自己的70岁生日,今年挪威更作为此次书展的主宾国。31号当天,阿澜·卢在出席“跨文化讲故事”对谈环节前,主持人不无艳羡地介绍说挪威作家非常幸福,“他们如果写了一本书,不管怎么样政府都要先认购一千本。也就是说在挪威当个作家,怎么着都能卖出一千本书。”

专访|挪威作家阿澜·卢:严肃文学式微?我在挪威没觉得

阿澜·卢(右)和译者俞闻候(左)
“成年人往往选择忘掉青少年时的困惑”
澎湃新闻:《我是个年轻人,我的心情不太好》很容易让人想到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,两者都带着青年一代的迷茫,也让而今中国的同龄人感同身受。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有这么句话,“我明白所有的道理,却依旧过不好这一生。”
阿澜·卢:小说中的“我”设定在25岁,我本人也是在26岁时写的这本书。书里主人公的很多想法和困惑,我当时在脑子里已经过了一遍。我从来不觉得青少年是个无忧无虑的年纪,有太多的选择,太多的机会和可能,反倒会让你无可措手。当人们年纪大了,成家立业了之后,不是迈过去,而是选择忘掉那些青少年时代的困惑,并把年轻时的经历浪漫化。这本书基本上就是我当初思考的一个结论。我认为但凡是给出的既定答案,我都不会相信。
说到抑郁,我承认自己曾有忧郁的倾向,但还没有抑郁的体验。挪威卑尔根当地雨水丰沛,经常连绵不断,北极圈内的部分昼短夜长,其他地方的气候,天气还是比较正常的,特别是冬季下雪之后,阳光在白雪上反射光,让整个世界都显得非常明亮,在挪威,“我抑郁了”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。
澎湃新闻:《我》字头的两本小说句子简单,段落也简短,中译版甚至还带着诗歌般的诵读感,我很想知道你用挪威语写作也是这样吗?在你看来,挪威语写作有哪些特色?
俞闻候:阿澜·卢先生在《我是个年轻人,我心情不太好》以及《我已经结婚了,我心情还不好》中的遣词造句看起来确实是比较浅显直白的,也比较简短。我在最初翻译的时候,甚至用了一些中国国内的网络流行语,但后来正式出版的中译本还是本着尽量忠于原著的原则改回去了。在我看来,他的语言风格是经历过很多变化的。
阿澜·卢: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,首先会思考用什么样的文字形式来符合我的主题,我是在经过一番努力后把小说写得“简单”、简洁了,里面是有一些看上去很幼稚的地方,但这并不是说我随随便便就可以写成这样。我的写作习惯是一气呵成,如果我不确定写下的文字令自己满意,就不会动笔。写作过程可能有点慢,但写完了基本是不做改动的。

专访|挪威作家阿澜·卢:严肃文学式微?我在挪威没觉得

澎湃新闻:我们都知道挪威语是一门使用人口仅有五百万左右的小语种,而且还分“新挪威语”和“书面挪威语”之别,具体的,作家先生如何看待两者的区别,以及选用哪种挪威语进行写作?
俞闻候:阿澜·卢先生在这两本小说的写作上用的是“书面挪威语”。所谓“新挪威语”其实更接近古挪威语,就是维京人用的语言。近些年诺贝文文学奖的知名“陪跑者”就有一位挪威作家,约恩·福瑟 (Jon Fosse),他就一直采用新挪威语写作。
阿澜·卢:我在几个星期前刚发表了一部短篇小说,就是采用“新挪威语”写作,故事是讲人死后下地狱跟魔鬼间的对话。新挪威语之所以形成,源于18世纪起挪威独立运动的兴起,当时一位作家收集了西部地区的一些方言,更接近原始的挪威语,并把它提升到一个国家语言的高度。其实“新挪威语”和“书面挪威语”之间非常接近,只有10~15%的词汇是完全不同的,大多数挪威人都可以轻松地在二者间切换,但它们给人的感觉的确是不同的。我个人觉得“新挪威语”非常重要,这里面有一种民族情结,而“书面挪威语”其实是更接近于丹麦语的官方语言。
“当你在书写‘天真’时,你就不再天真了”
澎湃新闻:《我是个年轻人,我心情不太好》英文名是“超级天真”,而“天真”也是世人对于北欧高福利社会人们的一种刻板印象,你怎么看?
阿澜·卢:书名虽是如此,但我不认为我的小说内容很天真,这其实是一个文字游戏,而且当你在书写“天真”的时候,可以说你就不再天真了。我也不认为挪威是个很天真的国家,我们是个小国家,民族成分也单一,有足够的历史长度让我们建立一种民族信任感,这包括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和人们之间的信任。这种信任感可能会让我们显得有点天真,比如在挪威农村,你的汽车是不用上锁的。另外挪威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很高,如果天真对应的是无知,那挪威绝对是一个“高知”的国家。
澎湃新闻:北欧人是维京海盗的后代,为什么尚武传统在挪威,或者在挪威文学中似乎并没有被延续下来?
阿澜·卢:我认为就文明的进程而言,全世界都大同小异,比如说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也热衷征伐,但现在显然不是。虽然维京人的传说有不少听起来很野蛮,但其实在维京时代,北欧已经有了一些民主的雏形。比如每年一个固定的时段,大家都会到冰岛去议事,过去谁抢了谁家的粮食,谁杀了谁的亲戚,该怎么赔偿?赔偿过后就一笔勾销,不得再报复。他们很早就学会了不是靠拳头,而是靠协商来解决问题。
澎湃新闻:在挪威,如何定义畅销书?在当下,全球的严肃文学都在面对阅读挑战,你有何看法?
阿澜·卢:在挪威,一本书的销量在5万到10万册,这位作家就会被定义成畅销书作家,但你要知道挪威的人口只有500万。我在挪威好像并没有感觉到严肃文学所遇到的困境,当然,类型小说比如说犯罪小说可能更畅销一些,但很多严肃文学的作家也有自己的市场,比如挪威作家卡尔·奥韦·克瑙斯高近些年曾推出了自己一部长达六卷本(近四百万字)的小说《我的奋斗》。当时刚推出的时候,没人觉得这会是部畅销书,但现在它行销全球,甚至也有中译版。好的东西总会找到它的市场。
澎湃新闻:小说之外,我也注意到你童书作家的身份,近年还有相关创作吗?另外,就你所知,挪威人对中国当代作家有何了解?
阿澜·卢:我已经有好几年都没有写童书了,但未来还有这样的计划。我有一套童书,中文译名叫《翘胡子》。我对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了解还是比较少的,除了诺贝尔奖得主莫言的作品,其他的作家我知之甚少,估计在挪威了解(中国现当代文学)的人也比较少。当然我有这个愿望,可以更多地了解中国当下的文学面貌,所以我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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